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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造假者付出“付不起的成本”不能紙上談兵

來源:法治周末報 作者:何勇海 責任編輯:方向 發表時間:2019-04-08 11:25 閱讀:
核心提示:公眾苦假貨久矣。這些年,冒用、偽造他人商標、標志的產品,冒用他人特有名稱、包裝、裝潢、廠名廠址的產品,冒用優質產品質量認證標志和生產許可證標識的產品,以及各種各樣的偽劣商品,充斥在老百姓生活中,讓相關企業的利益損失慘重,也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的

全國兩會期間,“打假”再次成熱門話題。除了政府工作報告連續6年將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列入年度工作重點外,在3月5日的“部長通道”上,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張茅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,將“實行最嚴厲的懲罰”,使假冒偽劣制造者“付出付不起的成本”。張茅這一表態讓人充滿期待:我國對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最嚴處罰,是不是要呼之欲出了?

公眾苦假貨久矣。這些年,冒用、偽造他人商標、標志的產品,冒用他人特有名稱、包裝、裝潢、廠名廠址的產品,冒用優質產品質量認證標志和生產許可證標識的產品,以及各種各樣的偽劣商品,充斥在老百姓生活中,讓相關企業的利益損失慘重,也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的權益,嚴重干擾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,讓“中國制造”的國際形象蒙受陰影與損失。它們如同過街老鼠,人人都在喊打,不少有識之士也早就在呼吁國家實行最嚴厲的懲罰。

實際上,早在2013年5月,國務院召開的一次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,李克強總理就指出,要重拳打擊違法違規行為,讓不法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價;2016年5月11日,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,要求建立企業黑名單、懲罰性巨額賠償等制度。

國務院在2017年1月發布的《“十三五”市場監管規劃》,明確提出探索懲罰性巨額賠償制度;在今年全國兩會上,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,依法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行為,讓違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價。這些都可以視為使假冒偽劣制造者“付出付不起的成本”的國家態度、頂層依據。

使假冒偽劣制造者“付出付不起的成本”,確實不能再等。多年來,假冒偽劣商品層出不窮、打而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:利潤太高,違法成本太輕。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劉平均曾透露:“前幾年我負責打假執法分管的時候,曾有銷售白酒的電商告訴我,假冒茅臺50年陳釀,利潤比販毒還高!”“對于假冒偽劣犯罪分子,10次你抓住了9次,有1次沒抓住,他們都能牟取暴利。”這就不難理解制售假冒偽劣案件為何多是慣犯、累犯所為了。

馬云也曾公開表示:“目前法律體系的滯后對假貨行為構不成威懾,也為權力尋租留出了巨大空間。”我國法律規定,制假售假案值5萬元以下沒有刑事責任;5萬元以上的頂多判7年。這是20年前的法律和10多年前的司法解釋,嚴重脫離實際,結果是今天99%的制假售假行為不了了之,200萬元的案值罰20萬元,老鼠過街,人人喊打,卻無人真打。

只有提高了制售假冒偽劣的違法犯罪成本,付出付不起的成本,他們便不能東山再起。在英美法等國家,讓制售假冒偽劣者“付出付不起的成本”的辦法之一,就是實行懲罰性巨額賠償制度。如1999年,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被加州一法院裁定,向兩名婦女和4個孩子賠償49億美元,理由是該公司明知油箱存在問題,但為了利潤卻不進行修改。而我們對制售假冒偽劣的處罰,有可能只是隔靴搔癢,難以產生遏制作用。

要使假冒偽劣制造者“付出付不起的成本”,我們的懲罰性巨額賠償制度必須盡快建立并實行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消費欺詐雖作出“假一賠三”的懲罰性賠償規定,但與高企的維權成本相比,這些補償遠遠不夠。何況“假一賠三”遠遠稱不上懲罰性巨額賠償。如今打擊假冒偽劣,是到了創新制度的時候,比如巨額懲罰制度、內部舉報人制等。(責任編輯:方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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